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总是和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如影随形。
在针对中国出口的各种反倾销、反补贴浪潮的推动之下，欧美等国再次要求人民币升值，从而将“人民币升值”的话题又推上风口浪尖，更使中国面临两难抉择。在中国经济增长基础尚未稳固恢复的情况下冒然提高人民币汇率，必将给中国刚刚开始回暖的出口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进而延缓中国经济复苏步伐。但是，如果中国对于“人民币升值”的舆论不做任何回应，又可能给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贴上合理的标签。
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既不能一味地消极回避，也不能被动回应不合理要求提高人民币汇率，重蹈日本“广场协定”之覆辙，而应结合当前实际，保持当前汇率稳定，在转变自身经济结构的同时改善对外贸易环境，避免人民币汇率成为“众矢之的”。
人民币压力增大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受制于收入增长放缓、财富水平下降等情况，美国个人消费进一步萎靡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经济增长亦因此缺少稳固支撑。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消费者行为已悄然发生改变：2009年8月，美国个人储蓄率从2007年末的0.4%升至3%，其中，2009年5月更是蹿至6.9%的高位。可以想像，如果消费模式彻底改变，那么衰退的深度和持续时间都将大幅度超出预期。加之信贷紧缩的“跨界传染”以及行业信用水平的普遍下降，以汽车等行业为代表的工业产值收缩速度进一步加快，这对美国经济的复苏更可谓“雪上加霜”。
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动美国经济有两个选择，其一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发展新能源，其二是实施弱势美元政策。为此，奥巴马“经济复兴计划”提出不仅将通过加大政府投资和减税，促进美国投资和消费反弹，刺激经济复苏，解决目前所面临的经济衰退和严重失业的问题，而且通过对新能源研发的投入，减轻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对自身的影响，达到培育美国新经济增长点的效果，改善美国经济结构，使美国经济尽快走出阴霾。但是，尽管新能源革命具有极高的推动力，其研发、推广与应用所需周期很长，短期内难以立竿见影，因此无法作为美国应对当前危机、扩大就业、挽救市场的应急举措。相比之下，利用弱势美元政策不仅能勾销自己的债务，而且能够提升本国产品出口的竞争力，提振本国制造业，解决当前的就业危机和削减巨大的贸易赤字。因此，对美国而言，其施行的弱势美元政策反而有很强的政治和经济目的。
由于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相对稳定，美元对欧元等货币的持续贬值也就间接导致了人民币对欧元的不断贬值。加之近段时间以来，中国出口在海外市场的份额持续上升，这无疑给欧美国家提供了重新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的理由，以期通过本币贬值或者逼迫人民币升值来提高本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扩大贸易顺差或者减少贸易赤字，带动本国经济增长。
不过，笔者认为，人民币升值无论是对中国自身，还是对世界经济的复苏都是不利的。事实上，人民币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状况。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刚刚回暖，仍然较为脆弱，如果西方发达国家本次忽略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的作用，迫使中国拉高人民币汇率，一旦中国经济陷入低谷，西方国家相关企业势必遭受重大损失。所以，企图通过人民币升值来解决问题的做法既损人又不利己。
积极应对
长久以来，人民币汇率问题一再“老调重弹”，无论中国最终能否变被动为主动，代价都是很大的。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还需完善自身，提高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实力，保持经济稳定持续增长。
首先，扩大内需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从2008年11月起至今年9月，中国出口连续11个月同比增幅为负，9月出口增幅-21%，较8月的-23.4%降幅有所收窄，但出口恢复仍很缓慢，且世界经济全面回暖后，出口能否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尚不明朗，多年来的出口拉动型增长难以为继，外需下降已成不争的事实，因此内需才是今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短期内，投资拉动对内需的扩大作用较为明显，但政府投资还是占据了绝大部分，后危机时代更应关注民间投资的进入；长期来看，扩大消费才是保证社会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为此，还需要收入分配机制、社会保障体系等多方面的配合，通过提高居民相对收入，解决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几大问题，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使已有的消费需求得到有效释放。
其次，出口退税制度亟须调整。2008年8月至今，中国相继7次调高出口退税率。使得出口退税成为重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工具。尽管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出口退税曾为刺激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本轮金融危机下，以欧美为代表的主要进口市场需求疲软，此时试图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来保出口，效果恐难与1997年相提并论。因此，此轮出口退税率的调整目标，应主要放在调节产业结构上，通过对不同产业退税率的区别对待传达政策意图，与4万亿扩大内需政策相配合，逐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此同时，出口退税率的提高还存在两个负面作用：其一，出口退税率提高后，进口方会对中国出口产品进行压价，拿走相当一部分的退税利润，实际上将出口退税变相补贴给了进口方；其二，近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若继续利用价格优势出口产品恐将引致更多的贸易摩擦。因此，我国对出口退税制度应逐渐弱化政策工具职能，而将其作为消除双重征税的基本贸易制度，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退税机制，并将实现零税率作为长期目标。把对出口导向型企业的补贴、对有关产业的扶持放在其他环节，如政策支持、费用减免等，使相关政策真正惠及中国企业。
再次，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制度建设。据WTO统计，中国已经连续14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成员，连续三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历年来，我国多注重通过单一外交谈判来解决贸易争端，忽略相关法律制定的重要性，谈判结果往往不尽人意。因此，要解决贸易摩擦，还需加强对国际经贸规则的研究，善于运用法律规则来解决贸易摩擦，维护国家和企业的权益。一方面，政府应积极参与国际谈判，主动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从源头上消除对我国出口不利的因素，最大程度上维护中国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中国应注重完善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加强行业自律，尽快建立中国的技术标准和法规体系，用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等手段规范国内企业，合法保护国内产业安全，并加强对贸易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研究，提早制定应对措施。
此外，还应坚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外汇储备多年来不断攀升，截至今年6月已突破2万亿美元，是全球第二大外汇储备国日本的两倍，这不但使宏观调控难度加大，还可能使中外摩擦进一步升级。而人民币国际化能够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减少汇率风险，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并获得国际铸币税收入，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一状况。加之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美元走弱，更为我国提供了一个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向前迈进的机遇。为了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当前中国应完善金融体系，提高监管水平，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以稳定的宏观环境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坚强后盾，与此同时，加快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步伐，为境外人民币业务提供必要的金融机构的支持，提供人民币回流的渠道，逐步为人民币国际化铺平道路。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